我国妇科内分泌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葛秦生

　　葛勤生(1917-2021)，女，嘉定人。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妇科内分泌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国际知名的临床生殖内分泌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高级教授，生殖内分泌学的奠基人。葛勤生于2021年10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1928年，在母亲的坚持下，就读于上海沛城中学的葛沁生转学到上海圣玛丽女子学校。当时，圣玛丽女子学校是一所贵族教会女子学校，完全按照美国的教学方法教学。学校不仅开设了语文、英语等必修课，还开设了宗教活动、家政培训、音乐舞蹈表演等选修课，同时学习西方上流社会的礼仪和社会知识。学校的招生对象大多是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女性，英语要求非常高。大部分老师都是外国人，除了中文课，其他课程都用英语授课。

　　转到圣玛丽女校后，原本读初中二年级的葛沁生只能从初中预科班开始读起。学校管理很严格，但校园环境优美，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葛勤生很快适应了学校的集体生活，并在校内生活了七年。

　　进入学校后，葛勤生学习非常努力，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学校的校长富勒顿小姐看到她一直在努力学习，专门和她说话，说:“小姑娘应该多玩，你可以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后来，葛勤生在必修课程之外，还选修了管风琴和钢琴课程。毕业时，她表现得非常出色，还举办了钢琴独奏会。值得一提的是，从同一班级毕业的大多数学生只有英文和中文两个文凭，而葛勤生却获得了英文、中文和钢琴三个文凭。葛勤生回忆说，当时班里只有三个人拿到了钢琴文凭。中学已经为她的钢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今后无论多忙，她都会抽出时间练习钢琴和演奏，陶冶情操。

　　那时，他还喜欢上生物化学课，对生物化学实验特别着迷。作为一名生物化学老师，库柏老师在教授化学时，经常启发学生灵活思考一些化学知识和现象。她教的不是死知识，而是基于类比的思维方法。这对葛勤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她后来走上医学道路的时候，使她在严格进行医学实验的同时，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Gerzinson后来回忆说:“圣玛丽亚严格的管理和先进的教学理念使我受益终生。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做人和做事。我的成就与圣玛丽亚密切相关。

　　妇科内分泌学的创始人

　　由于葛沁生的母亲曾在教会学校学医，受其影响，葛沁生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的痛苦。

　　1935年，从圣玛丽中学毕业后，葛沁生想申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当年不招收女学生，她只好申请国立上海第一医学院。1936年起，就读于国立上海第一医学院。然而，在入学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1939年，国立上海第一医学院迁往重庆，葛沁生不得不北上协和医学院。1942年毕业后在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和研究工作。

　　在协和医院，葛沁生追随著名妇产科医生林乔之的脚步，走上了妇产科之路。40年来，她深受林巧之医德思想的影响，养成了自省、自纠、自强的终身习惯。20世纪50年代，也是在林巧之的建议下，葛沁生将研究重点转向妇科内分泌疾病。

　　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是一个空白，实验室条件非常困难。葛沁生从未被困难打败，她致力于妇科内分泌的研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妇科内分泌小组，为促进中国妇科内分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妇科内分泌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奠基者。在低剂量口服避孕药的临床应用、性发育异常、更年期激素替代治疗、一系列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中国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内分泌疾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当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葛沁生带领下层医生从最简单的基础体温测量、不孕症和经期疾病的诊疗，从阴道涂片了解和评价女性的激素状况，开辟了中国妇科内分泌学的发展。虽然这些方法被今天的专业人士认为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但它们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她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基础上，亲自开展了国内妇产科内分泌疾病的研究，一砖一瓦，一年一年，开启了一门学科的初步建设。

　　在20世纪60年代，他参加了四种口服避孕药的临床试验。当时国际上常用的避孕雌激素剂量大，有许多副作用，如头晕、恶心、呕吐等，而且对肝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不适合身材矮小的中国女性。葛沁生根据长期的临床经验，首先提出了复位试验。1967年，低剂量避孕药在中国上市。低剂量避孕药花了7年时间才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中国的低剂量避孕药走在世界前列。

　　葛勤生一直关注不孕问题。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前，葛沁生研究中医，将中医补肾理论与西医排卵联系起来，首次用中药促排卵，解决了许多女性的不孕不育问题，在中国得到推广。

　　多年来从事从婴幼儿到老年女性内分泌疾病的分类、诊断标准、鉴别诊断特征及治疗等方面的系统研究。1985年起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不孕症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不孕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和诊治工作。1988年，他被任命为国际妇科内分泌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993年，他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主任。十多年来，多次应邀访问、工作、讲学。

　　2002年，她还开展了更年期和老年妇女的症状和疾病研究，引入激素替代指导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主持了“雌激素在心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防治中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发现长期低剂量激素补充治疗可预防海马萎缩。对保护脑功能，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在国内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卫生部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临床研究科技乙级成果奖、卫生部性发育异常临床与基础研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成果三等奖。1991年，她还获得了国际妇科内分泌学会颁发的生殖系统医学进步国际银盘奖;1998年，他被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名人奖。1999年，他获得了美国名人传记学会颁发的世界终身成就奖，在国际医学舞台上为美国赢得了荣誉。

　　家庭生活中的贤妻良母

　　1949年，葛沁生和曾宪久结婚。他们在一起44年了。

　　解放后不久，曾宪久在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主任，后任中华外科学会理事长、《中华外科学杂志》主编。为了让丈夫不受干扰地工作，葛沁生包揽了家里的一切，包括照顾老人和孩子。纵观葛沁生的职业发展轨迹，她在妇科内分泌诊疗领域取得的爆发性成就，是在曾仙久去世、儿子曾红出国之后取得的，这也体现了她之前对家庭的全力以赴。

　　葛沁生不仅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也是一个好长辈。曾宪久的长兄曾宪武去世后，罗婉容从重庆调任上海金城银行。1947年，曾宪武的女儿曾庆晓暂时离开母亲，从重庆来到北京，与曾宪久叔叔团聚。在这里她得到了“葛娘娘”(武汉人叫她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在葛勤生的跑动联系下，曾庆晓很快考入北京北满女子中学。曾庆晓来的时候，正是夏天，没有带多少衣服，天气渐渐变凉了，葛庆生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旗袍到皮鞋，为其中一件添置齐全。狡猾的葛还为曾庆晓设计了一件旗袍，没有开衩，下摆很宽，这样他的侄女就可以穿着旗袍上学了。当时物资紧张，但葛勤生总会给曾庆晓留一些罐头、牛奶等难得的食物。

　　有一次，曾庆晓得了急性阑尾炎，为了不影响叔叔阿姨的工作，她想找一家小医院做手术。葛沁生知道后立即批评了她，并安排她去自己工作的医院做手术。谁知，手术中才发现曾庆晓的阑尾异常厚，快要穿孔，幸亏手术及时。伯父伯母的关怀，让父亲过早失去，母亲不在曾青晓身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葛勤生的爱和关心让曾庆晓终生难忘，两人建立了母女关系。

　　是同事和学生的良师益友

　　作为博士生导师，葛勤生对人才培养和教育有着长期、全面的规划和目标。在培养3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妇科内分泌领域的顶尖人才和骨干，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妇科内分泌的发展，使其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

　　葛勤生始终对自己所教的博士和学生保持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优势安排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或实验室深造。她常说:“学中上，学下中。”她要求外出参加国际会议的同事或学生在会议上发言或在董事会上发表论文，不能出国再回来。她对下属的医生和学生的外语水平也有很高的要求，并利用一切机会为他们与外国专家的接触和交流创造条件，建立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相互学习，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她的学生说:“老太太对自己和学生都很严格，不仅要在全国做到最好，争取第一，而且要在世界上做到最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害怕’老太太。”

　　她还亲自组织编辑了多本生殖医学期刊，组织了国内和国际的讲座和研讨会，并为全国各地的医生提供了专业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提高了他们的专业能力。

　　葛勤生十分注重青年医生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与塑造。她曾在《医学成功之路》一文中对年轻医生谆谆教诲:“无论选择哪个专业，首先要对这个专业有浓厚的兴趣，热爱这个专业。”要用清醒的头脑牢记自己的职业道德，医学道德就是治病救人，在金钱的诱惑下经得起考验。要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和名誉放在第一位，能够为之奉献一生。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家，他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具有为人民奉献的精神。”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的言行，以高尚的医德和人格魅力，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一生勤奋、刻苦、认真、执着。她热爱医疗事业，总是关心病人。她的听诊器总是随时准备着。

　　年过七旬的她，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依然坚持每天上班，每周出诊，大书桌上堆满了中外文件和稿件。85岁的她仍然每天早上8点准时到办公室，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不仅如此，平时的社交活动再忙，她每次出门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病房看病，从不耽误会诊时间。“我可能有很多头衔，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她说。

　　“一生，奋斗”是葛勤生一生最好的写照。她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将永载史册，她伟大的医情和救人的高尚风度将永垂不朽。今年是葛博士逝世一周年。我谨向她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