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制片人方励带着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八年前，我决定去寻找“里斯本丸”沉船。推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好奇心以及想要记录这段历史的紧迫感。在2021年6月14日，导演和制片人方励带着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这位将电影制作视为第二职业的海洋技术专家，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完成了内心深处的承诺，即让电影成为2000多个家庭希望和期盼的载体。这些家庭包括1800多个战俘家庭，他们渴望了解他们父辈的经历;还有200多个舟山渔民家庭，他们的父辈的善举和壮举应该被铭记在历史中。这位专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制作这部电影。他亲自参与了每一个环节，包括脚本撰写、场地选择、选角、拍摄和后期制作等。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为了让这部电影达到他的预期水平，并让每个家庭的故事得到生动、真实的呈现。

　　时间回到2013年，方励在浙江省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第一次从舟山渔民口中听闻“里斯本丸”事件，深受震撼。“我感动于中国渔民的壮举，也放不下那些英国战俘。”3年后，无法放下这个故事的方励，决心拍摄一部面向全球观众的中英文纪录片，打捞这段历史，也打捞1800多个被人遗忘的战俘故事。“调查历史、澄清历史，要有物证，按照记载的沉船坐标，我们去搜寻‘里斯本丸’沉船，前十天一无所获，最后在相差36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它，并绘制了声呐图。”

　　方励感慨，选择讲述“里斯本丸”事件的故事，始于一种电影人对于时间紧迫感的直觉。“在我开始拍摄这个故事时，只有寥寥几位亲历者在世，年龄都高达90多岁。”再不记录，便来不及了。2018年3月，摄制组首次来到舟山，采访了亲历“里斯本丸”事件的渔民林阿根，当时他已经94岁。而后，又前往英国采访时年99岁的亲历者丹尼斯·莫利。

　　《里斯本丸沉没》完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8年来，其拍摄经历了重重困难。在英国，这一事件并不为大众所知。为了寻找战俘后人，摄制组在英国主流媒体上投放了大幅广告，最终成功与380位战俘家人取得联系，摄制组还寻访了百余座英国城镇，收集上万张历史照片，面对面采访近120位战俘后人，研读了百万余字的英文、日文材料。

　　《里斯本丸沉没》首映这天，多位“里斯本丸”事件的亲历者后人不远万里飞抵上海，在上海影城观看了影片首映。

　　简·克莱门茨和凯瑟琳·伯奇带来一块2.4千克、长12英尺、宽8英尺的石碑，她们是遇难者肯尼思·霍金森的侄女和表妹。这块小石碑，是她们为长辈准备的墓碑，上面刻着霍金森遇难时的年龄——22岁，编号——3055984.以及遇难时间——1942年10月2日。“第一次去这个家庭采访，她们带我去查家谱，还去了家族墓地，那里有一个空墓。这次，他们要把这块墓碑沉入遇难者长眠的海底。”方励说。

　　“我一直想感谢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舟山的渔民，没有他们的义举，就没有今天的我坐在这里。”肯尼思·安德鲁·萨蒙回忆，他的父亲是“里斯本丸”事件的幸存者，但父亲余生都活在内疚中，因为他的很多战友都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不愿意谈论这件事。后来，他开始写回忆录，记录在‘里斯本丸’上死去的人们。”

　　亲历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很感谢《里斯本丸沉没》的问世。“我妈妈一直在等待她的父亲回家，守着父亲送的洋娃娃，等了一辈子。”他说，妈妈一度无法释怀，到处打广告，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她的父亲，知道他的遭遇，“她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生命，释然了。”另一位亲历者家属说，“在场的中国观众，跟我们的亲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很多人流泪了。我很感动，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还有这么多中国观众关注这段历史。”

　　在过去的六七年间，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几位亲历者都已经去世了。根据国际策划焦雄屏的说法，这部电影是电影史上少有的创作作品，可以被视为填补历史某个空白的调查报告，同时也能够引发下一代对战争的思考，类似于一份报告。

　　我是半路出家的电影人，因为触动而决定开始制作电影。虽然我的初衷是为了记录历史，但我的方式可能有些阴差阳错。虽然这个计划已经持续了8年，但我仍然感到非常有成就感。我也明白，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回头。在这8年的制作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会感到心累和伤痛，因为我还要面对许多未知的事情。但是，当我看到这部纪录片最终完成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尽管制作过程很艰难，但最终的成果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